廉价的学历

　　狄群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销售，被他称为“世界上最不需要门槛的专业”。虽然他所服务的公司是赫赫有名的百度，他却与所谓的it人士毫无关联。

　　“我就是卖‘竞价排名’的，拿着客户资料狂打电话，一天最多能打300个，不知道被人骂了多少次。”狄群上班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中午休息1 小时，下了班还得继续找资料挖掘新客户。

　　一年之后，狄群就开始对每天周而复始的销售工作感到厌烦，他觉得销售工作压力很大，又没有技术 含量，浪费了他的 “本科毕业”。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同事，还在跟他干一样的活儿，拿一样的工资，狄群彻底崩溃了，“我很怕，这份工作没啥前途。”

　　于是，狄群决定转行，他决心去搞计算机。文科出身的他一直觉得it技术很神秘，读计算机专业的朋友告诉他：“这个专业发展好、起点高、缺人手，毕业最 少也能赚4000多。”

　　在一个培训老师拍着胸脯说“学完就能找到月薪4000元以上的工作”后，狄群在这家机构开始了手机系统编程的培训。培训地点在中关村附近的苏州街，为 了省钱，他连续一个月都在路边摊吃5块钱一份的炒饼，“5块钱在唐家岭可以吃得不错，在中关村却只能吃饱。”

　　培训后，狄群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新成立的外企，但是由于“没有工作经验”，他的工资被定为2000元，是当时培训班老师“承诺”的一半。

　　学技术出身的谢寒霜也不满意自己的工资。虽然被sjc录用作为工程师，但每月的工资也只有2000元。他辛辛苦苦读了四年本科，又高价做过培 训，“2000块钱，在北京雇个保姆都不止这个价。”

　　谢寒霜不知道的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现象已不足为奇。中国社科院《2009人口与 劳动绿皮书》就已经指出： 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和有经验的青年农民工的抢手，两者的工资待遇有趋同的趋势，甚至有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工资不及同龄农民工的情况发生。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也表示，按照我国目前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个计算，根据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传统白领岗位仅占1/4即 250万个左右。也就是说，今年的630万高校毕业生，将有380万大学毕业生不能进入白领岗位，比例高达60%。

　　毫无疑问，it产业赋予了“蚁族”生存的土壤，但时至今日，中国的信息产业能否承载起新生it“蚁族”对未来发展的希望？越来越多的“蚁族”在迷茫中 彷徨。

逃离it

　　与谢寒霜一样，转行it的刘亮和狄群都对各自的工作有种种不满。一份中关村it业人力资源状况调查结果表明，虽然it企业发展信心指数有8.18分 (10分制)，it从业者的工作信心指数却仅为5.19。对产业发展有信心，对自身发展不自信的背后，it“蚁族”正在逃离这褪色的“it梦”。

　　pc黄昏

　　“如果你还是这样飘飘荡荡一无所有，我们就算了吧。”在女友说完这番话后，刘亮心里一咯噔，“原来自己的工作在别人眼中是如此低贱。”一夜未眠，他辞 掉了一份安逸却枯燥的工作，成了百脑汇电脑城的一名电脑导购，没有基本工资，全靠提成。

　　作为一名新闻系的学生，《联想风云》一度是刘亮的枕边书。上世纪80年代，从国外进口一台“pc/xt”需要2万元，很多中国人愿意花4万元买下，利 润高达100%。那时候，卖电脑是一种“特权”。当时全球正处于计算机开始进入商业和生活的阶段，中国的计算机更是刚刚起步。“攒机+销售”的模式是小作 坊们的立足之本，品牌机还没有找到更多元化的渠道，通过电脑城里的小商铺打通路成为了传统。

　　20年后，现代高新科技技术的日新月异，品 牌电脑生产商注重旗舰店的建立，苏宁等卖场跃跃欲试，赛博、灿坤等3c 卖场摩拳擦掌，宏图三胞的it连锁商店也开始冲击原始的电脑城业态。

　　pc的利润在白热化的竞争中逐年跳水，pc当成白菜卖。电脑的售价从过去的上万元徒降到几千元，电脑城里的pc利润则从过去的50%跌到了8%。

　　刘亮所在的电脑城里，大多是没有学历或者低学历的年轻人，这些生活在产业链末端的销售人员只懂一些初级的技术知识，每天混在电脑城里，靠“宰客”为 生。厉害的销售一个月收入过万，手段不高明的也就只有千元。拿着本科学历的刘亮，像个异类般格格不入。“以前回家遇上同学，真不好意思说我是卖电脑的。”

　　他曾经一个月卖不出几台电脑。“想给顾客配性价比高的电脑却没人相信。一台只需要4000元的电脑，你告诉他打折卖4500元，他还觉得自己赚了。” 刘亮说。

　　电脑销售行业里的“蚁族”多如牛毛，熬出头的毕竟是少数。一年前，他带着打拼的心情来到上海，站在黄浦江畔大谈创业理想。一年后，现实击碎梦想，这个 黑黑瘦瘦的26岁小伙子，一无所有地回归家乡。

　　如今刘亮的目标简单，就是考上公务员，钱少但安稳，还有社会地位。“考上了，我就能结婚 了。”刘亮憧憬着。

外包梦断

　　“在这个行业里，我从一开始就缺乏安全感。”谢寒霜还没入行就被人“忽悠”了一 次，找到工作没几个月，sjc由于 “内部矛盾”意外倒闭，谢寒霜跟着当时的业务一起被挖到了现在的公司。

　　到了新公司，谢寒霜很少在晚上8点之前回家。由于客户主要是日本金融企业，2007年到2008年之间，谢寒霜多次作为“协力员工”去日本，帮助客户 野村证券升级系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日语水平还不完全与人无障碍交流，他很少一个人上街。在日本工作的一年时间，对谢寒霜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数额不小”的 出差补贴。

　　事实上，2003年～2008年，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2008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规模达到1567.7亿元，同比增 长41.2%；从企业数量来看，2008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企业数量达到3600家，从业人员数量达到41万人。

　　第一次从日本回来后，谢寒霜就搬离了唐家岭，在网上找了清华东门附近的两室一厅，与一个陌生人合租。“只要有了点基础，肯定会对唐家岭的条件感到不 满。”谢寒霜当时在唐家岭住的是平房，一下雨，地板砖缝里就开始往外渗水，有次遇上暴雨，外面一边下着雨，他一边在屋里拖地。屋子里则是冬天冷、夏天热。 “现在回忆起来，唐家岭好像一直在不停地拆房子、盖房子，两层拆了盖三层，三层上面加四层，越盖越像炮楼。”谢寒霜说，盖房子用的都是旧砖块、劣质水泥， 全是豆腐渣工程。

　　2008过完春节，他给家里留了一张3万元的存折，那是他一年的积蓄。怕父母不要，他就先把存折放在了柜子里，到了北京才打电话告诉父亲。这时他每月 已经有3000元的固定收入，谁知几个月后的一场金融危机又让他乱了方寸。

　　9月，谢寒霜忽然发现公司少了十几个工位，原本40多个人的大办公室顿时显得稀疏了，连前台都走了一个。第二天，谢寒霜才知道日本受到金融危机强烈冲 击，公司的很多新项目都流产了。很快，他就接到了群发邮件，公司宣布整体降薪，按照日企的一般原则，普通员工降 20%，领导层降40%。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这一年多的时间，公司靠一些小项目来维持，以前那种一做两年的大单，再也没见过。直到今天，公司也没缓过劲来。去年年底，谢寒 霜搬去了肖家河，重新回归“蚁族”行列，“工资2000多元，就租不起1200元的房子了。”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软 件外包服务出口24亿美元，同比虽有15%的增长，增速却比上年低了86 个百分点。去年软件外包服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明显，出口增速逐季下降，其中对日外包下降较多。

　　来北京3年了，谢寒霜依然迷失，工作没有想象中“it白领”的风光，收入不上不下，行业前景不明朗，职业发展又有太多的不可知。在居高不下的房价面 前，他这一整年都在盘算着要不要离开。“石家庄可能是我最后的退路，毕竟那里有个家，北京只有个暂住处。”

蓝领泛滥

　　狄群在新公司已经超过一年了，技术变化很快，公司现在接到的活儿，都已经是基于诺基亚maemo平台的项目。不过他发现程序员也远没想象中有意思， “很多时候也是抄抄贴贴，更多是个熟练工。”

　　其实，市场上并不缺乏狄群这样的基础工程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战略合作部资深总监申元庆表示，中国目前软件外包行业的“人才金字塔”状况显现出一种 “塔基坚实、塔身断层、塔顶不全”的失衡模式，目前的人才断层断在“塔身”。根据微软中国外包事业中心高级项目经理王帅的研究，目前中国外包公司的中层领 导者占全体员工的5%，这就意味着一个项目经理要带领19个工程师实施项目，但从国际经验看，比较理想的比例应该在 1∶5。

　　对自己的收入，狄群依然是一脸不满。虽然涨过一次工资，加了1000块钱，但现在连公司都挣不到什么钱。

　　有数据显示，中国软件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7%～8%，而在美国，其产品型的软件企业的利润率超过了50%。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左春认为，中国 软件业的最大弊病在于行业集中度过低，“成千上万的小公司，多低的价都敢报，外包企业的利润率更是低得没法看。”

　　现阶段，中国大多数外包服务企业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从事低层次的编码和测试工作。有专家指出，中国外包企业如果不能提升能力，发展中高端业务，不 仅程序员的价值不能得到提升，中国的软件外包整体竞争力也会下降。

　　涨了工资之后，他就搬离了唐家岭，在回龙观找了一套单元房，小区很新，绿化做得很好，偶尔赶上天气好，他和女朋友还会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房租比唐家 岭贵一些，但每天走路就可以到城铁站，不用再挤公交车了。

　　有时候，狄群会怀念以前做销售的状态，只要签了单，不论钱多少，在公司都像明星一样。“三年了，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狄群有些自嘲， 也有些无奈。无奈的是，他也不知道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谁来拯救“蚁族”？

　　两会开幕前，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张礼慧、严琦来到了北京北五环外的 唐家岭，她们被“蚁族”感动到落泪。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群体，正承受着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他们拥有高学历和热门专业优势，却从未体现在收入上。他们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对大城市紧张、压抑的生活的感到厌倦，却很难再回到生活安逸、缺少机会的家乡。他们对短期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强烈不满，却对长远发展寄予厚望，甚至盲目 憧憬。

　　在唐家岭这些“高知贫民村”的背后，是高速发展的中国it产业，它赋予了“蚁族”生存的土壤，也承载着大量新生 it“蚁族”对未来的希望。“蚁族”和it之间，前者成就了后者，后者拿什么“拯救”前者？

考验政府水平

　　“如果在城市化变革中，‘蚁族’现象只是短时间的、局部的，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的观点。葛剑雄问：“蚁族”的 标准到底是什么？全国符合“蚁族”标准的到底有多少人？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继宏早在蚁族一书出版时就对廉思的调查提出过质疑。在《荒唐的“蚁族”调查》一文中，李教授言辞激烈，认为“蚁族”调查的定义 不科学、抽样方式不准确，分析方法更是违反基本统计学原理，进而对作者廉思的调查初衷提出了质疑。

　　抛开细节不谈，“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定义显然够不上严格的社会学群体概念。相信每一个走出校门的80后在听到这个概念时，都会有种疑惑： “我也是蚁族吗？”这也是人们对蚁族的态度迥异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李继宏教授还提出： “如果当权者参考这些错误百出的成果来施政，结局肯定是令人担忧的。”据记者调查，目前租住在唐家岭的“蚁族”们对拆迁有较为普遍的抵触情绪，如果海淀区 政府是出于改善“蚁族”生活条件做出的拆迁决定，那就很可能成为好心办坏事了。

　　其实“蚁族”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是种种原因之下，当代80后对自我前途的一种普遍迷失。这是一个难以用社会学变量界定的群体，按照葛剑雄教授的观点，却 值得“大惊小怪”一番，因为迷失的状态不是短时间的、局部的，而是长期的、普遍的。

　　政府想对“蚁族”直接进行帮扶、救助非常困难。试想如果有一天针对“蚁族”提供了廉租房，那么资格该如何认定呢？如果仅凭借大学生、低收入这两个简单 标准，难道今年全国630万大学毕业生到了北京，也几乎人人都可以去申请了？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解决。不能作壁上观，任由 “蚁族”们自生自灭，而是必须回归产业。

考问企业责任

　　在“蚁族”成为各大媒体焦点，630万大学生一脸茫然的同时，东南沿海却一工难求，中西部劳务输出地也频频告急。农民工有人抢，大学生却没人要，这意 味着什么？

　　这是调结构、产业升级的老问题了。只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才能有需求和能力吸纳更多大学生等高素质人才进来，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更上一台阶，大学生的 待遇生活条件等自然也得到提高。

　　而在现阶段调结构的过程中，像软件服务外包这种集知识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于一身的产业尤其应该重点关注，它能够对大学生就业形成直接拉动。从这个角度 讲，无论埃森哲还是文思创新都值得尊敬，像文思创新这样的公司，只有极低的利润，却为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提供了白领岗位。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说过，“中国大学生现在找不到工作本质上是中国服务行业不发达，当一个国家知识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服务产 业作为支撑，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就会存在问题。”

　　因此，唐家岭的5万“蚁族”可能仅仅是个开始。大学生不可能像农民工一样涌向低端制造业，而中国的金融业还没有发达到美国的程度。这意味着，解决中国 的就业问题靠内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必须进入在全世界找工作的时代，中国的企业必须向华为学习，以国际视野向全球要饭吃，为本土的员工向世界要工作。

　　大学同专业、同寝室的两人，能力相差无几。毕业3年后，一个已经成长为华为一名年薪20万的海外项目主管，另一个却还做着月薪3000元的小网管， “精英”还是“蚁族”，差别就在平台上。

　　背靠内需的大蛋糕，在生存无忧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需要扛起产业报国的大旗，去拓展海外市场的勇气，而这背后正是一份沉甸甸的企业社会责任。

拆不掉的“唐家岭”

　　唐家岭要拆了。

　　去年年底开始，这个消息从流言到慢慢变得确实。虽然直到今天，这里的房主们为了自家的生意还在闪烁其辞： 一两年拆不了，可住户们已经开始计划着撤离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拆了现在的唐家岭，建了所谓的白领公寓，并不能把这里的“蚁族”变成白领，而只会造就出第二个“唐家岭”，甚至许许多多个小 “唐家岭”。

　　“‘蚁族’问题50年代就有，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政协委员陈道明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对“蚁族” 现象的看法。陈道明说这番话的良好初衷毋庸置疑，他只是想鼓励“蚁族”们相信： 这种困难的日子大家都经历过，很快就会好起来。

　　但是这种看法本身却值得商榷： 不能因为同样是年轻人，又同样面临着艰苦的环境就说这个问题以前也有。试问哪一个国家、哪每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年轻的考验？如果上面的逻辑成立，就完全可以 说： 每一个经历过客观条件考验的人都当过“蚁族”。如此一来，蚁族的范围就可以拓展到无限远。想想西汉凿壁偷光的匡衡、不断挑战生命极限的贝多芬，能说他们都 是“蚁族”吗？

　　从“年轻人艰苦奋斗”的角度讲，“蚁族”确实是一个老现象，但它同时也是新问题。认清这一问题，必须跳出现象到背后去找原因，最关键的是要了解“蚁 族”们的内心。

　　“蚁族”最大的问题是生活质量差、工作强度大吗？

　　据记者观察，“蚁族”们对这些问题只是偶有抱怨，他们都清楚生活环境和生活成本之间的正比关系，甚至在大多数人心中，对在唐家岭有强烈满足感，甚至是 幸运，四五百元就能在单位附近有一个单间，这不是所有在北京城里工作的80后都能享受的。

　　姑且把“蚁族”的工作简单地分为与人打交道(如销售)和与物打交道(如技术)的话，第一种人承认自己辛苦，但与此同时，他们往往表现出的比同龄人更多 的自信，而且工作时间越长，乐观、淡定的特征就越明显。至于第二种人，由于他们的加班时间与收入直接关联，有时候甚至是他们想加班，单位却不给机会。记者 在采访中碰上了好几个一下班就用玩网游打发时间的“蚁族”，逍遥程度令人艳羡。话说回来，如果直接拿一个农民工的工作来衡量辛苦程度，“蚁族”无一能出其 右。

　　事实上，“蚁族”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上。

　　一个人，辛辛苦苦十几年，从小到大被灌输的全是“大学生活多美好，城市生活多斑斓，高等学历多荣耀，it人士多有钱”。谁知一毕业，现实扑面而来，发 现“大学很空虚，城市很拥挤，学历很没用，it很难混”。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每个人都面临价值观重建。而广大的“蚁族”们被编织了太多的梦想，现实却与之相距遥远。在这一点上，“蚁族”比传统的三大弱势群体 ——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还要可怜。

逃离北上广我们能去哪？

　　大城市节节攀升的房价正在压榨美丽的生活梦想。

　　如机器般奋斗数年，却终究无法成为城市一员，不仅自身缺乏安全感，孩子的入学 问题也困扰着城市边缘人。

　　离开原籍转入另一个城市工作和生活，原本就是为了

　　更好的实现个人目标，但是户籍的限制却成 为了一道无形的枷锁。

　　逃离京沪穗，落根这个世界属于自己的角落。我们细心为你描绘了这张“购房落户”地图，在f8你将惊喜。本期《理财周报》记者奔赴华北、华东、华南、华 中以及西南五大区域一、二线城市调查，找出购房可入户的城市，为你画一幅可以安居乐业的图画。

　　天津政策最灵活，河北户口享受北京教育资 源

　　齐晨最近正在为女儿的事情发愁。她四岁的女儿灵灵，眼看就要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但是因为户口还远在新疆，所以即便是在北京能够进入普通小学，将来初中 毕业后，也将需要提前三年回到原籍学习并参加考试。

　　连日来，因为再次听朋友说周边地区有“购房落户”成功的案例，齐晨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开车到天津、廊坊等地去考察房地产，希望能够借购房来解决女儿上学 问题。

　　早在几年前开始，天津、大连、石家庄、保定、青岛、秦皇岛等地方政府都已出台了不同标准的购房入户政策。

　　其中政策最为灵活的是天津市，从去年春节后就调整了蓝印户口管理政策，申办天津市蓝印户口购房款由原来统一的100万元不同程度地调低。像市内六区和 塘沽区(含开发区、保税区)申办蓝印户口购房款降至80万元，环城四区(东丽区、津南区、西青区、北辰区)和汉沽区、大港区降至60万元，宝坻区、武清区 和三县(蓟县、宁河县、静海县)则降至40万元。而“蓝印户口”在三年后按个人意愿转为常住居民户口。

　　北京燕郊很多小区外都竖立着偌大 广告牌：“没有户口，怎么上好学校！一套房子，解决落户、上学两大难题！”

　　“我在燕郊见过很多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他们来这里买房子就是为了给孩子落户和上学。”齐说，“尽管是河北户口，但是因为距离北京很近，所以能够享受 到不少不错的教育资源。更重要的是，大家一直都期盼这里会被北京划为郊县。”

　　购房入户政策加速了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各地的落户政策中，多数入户仅与“新房”挂钩，二手房买卖并未在落户范围之内；但是也 有例外，像在秦皇岛，只要房屋价值30万元以上(含30万元)，合法购买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就可以申请办理购房人及其配偶和未达法定婚龄子女的户口落户手 续。

　　最后，齐晨还提醒说，在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上小学和初中都要按照户口所属地划片报名，所以在买房时一定要清楚地考虑到户口归属哪里，附近上学归属哪 里。

逃离上海：杭州100万落户，合肥买房就入户

　　宁波100m2，南京60m2，苏州 75m2，厦门150m2，南昌50m2，济南90m2，青岛100m2

　　人生两大事——成家、立业。小朱决定先立业，再成家，颇有点“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壮志。毕竟，现下的状况是无房无车就无娘子。而同样的事实是，买 房的事真真是赶早不赶晚，不定哪天就发现自己供的这套宅子已经翻一番了。房子的升值速度远大于小朱自己的。

　　华东地区事业上求发展的首选自然是上海，即使是月薪过万的前辈们一月到头也存不下多少银两，更别提小朱这样的新人。而另一边的房子始终维持以万为单位 的每平米价格，并且以一种傲然不怕打压的姿态悠悠上扬着。这中间巨大的价值落差简直令人绝望。

　　此外，上海的蓝印户口早已取消，买房不再和落户挂钩。换一种决绝的说法就是，就算在上海投资一套房子也换不到一本印着上海户口的本子。那么，随之的各 种以户口划分的诸如医保、义务教育等等也就一并没了指望。

　　上海的高房价和难落户让人们望而却步，逃离成了现在无奈的选择。而撤离大上海投奔二线城市，情况一定好转么？我们直击上海外围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 以及一些重要城市。完成了涵盖了华东主要二线城市的调查，目前看来就落户情况，上海外围城市要和善许多。

　　上海的外围地区中要数杭州入户门槛最高：中心地带的上城区要求房价100万以上，其他地区80万以上，且在2010年年内付清或者一次性付清才能落户 杭州。此外，目标瞄准学区房的还必须提前两年入手才能确保孩子的学籍顺利转移。杭州的房价与上海齐飞，落户政策也不含糊，以上入户政策到2010年底就叫 停，至于2011年的形势还有待观望。

　　而要求最低的是合肥。在安徽的省会，只要买房就可以落户，而且若是学区房，孩子的户口、学籍迁移立即就能办理。这样的购房落户政策直让人感叹平易近人 得可以。唯一的限制是一套房子只能提供一次外地户口的落户，所以如果买的是二手房就要关注一下是否曾经办理过外地人入户。

　　同样存在一房只提供外地落户一次的限制的还有福州，福州也是所调查的所有城市里唯一一个按买房平米数落户的，每25平米可以入户一人。青岛直接提出了 二手房不提供外地人落户的要求。

　　别的城市买房入户的房屋大小要求各有区别，如南京要60平米，南昌50平米，济南90平米，青岛100平米，宁波100平米，厦门150平米，苏州 75平米。

　　房市和户口也逃不过“物以稀为贵”的定律。南京、济南、厦门、苏州等相对热门的二线城市在基本的购房要求外都有诸如入住半年到3年不等的附加条件。其 中，苏州提出外地人落户苏州除了买房，还要缴满3年社保费的附加条件。

　　不难发现，上述热门的二线城市除了经济、政治因素有所加分，还都是风景如画的旅游城市，更加分的是教育质量都很不错，基础教育条件好，当地也有升学率 高的高中。相较之下，逃离上海奔向他们的怀抱确实是一个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