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0日是梁思成诞辰110周年的日子。梁思成是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奠基人，是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是中国文物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倡导者，也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事业的推动者。他在60多年前提出的北京未来城市规划的设想具有惊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而当年他为保护北京古建筑所作的努力，也让今天的我们肃然起敬。纪念他是对科学严谨的城市规划态度的尊重。

梁思成之于清华，有着跨越两代人的缘分。
他的父亲梁启超是民国时期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在父亲去世17年后，他也成为了清华园中的一代宗师。
梁思成生于1901年，1915至1923年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后赴美学习建筑学。回国后，他创立了东北大学建筑系，成为中国建筑教育的先驱。1945年3月9日，梁思成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畅叙建筑教育发展方向，认为母校清华有立即添设建筑系之必要。1946年7月，清华大学正式组建建筑工程学系，聘请梁思成为系主任。
梁思成决心要创办一个国际第一流的建筑系，他广揽人才，组建了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他聘请的第一位教师就是今天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
作为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还是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和构思者之一。

上世纪40年代便提出成熟的城市规划概念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梁思成阅读了沙里宁的著作《城市：它的的产生、发展与衰败》，受其影响，梁思成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指出战后中国城市发展须避蹈西方覆辙，否则，“一旦错误，百年难改，居民将受其害无穷。” 梁思成在文章中提出的对策正是“有机疏散”的概念，即将一个大都市分为许多“小市镇”或“区”，每区之内，人口相对集中，功能齐备，区与区之间，设立“绿荫地带”作为公园，并对每个区的人口和建筑面积严格限制，不使成为一个”庞大无限量的整体”。

基于“有机疏散”理论的“梁陈方案”
      芬兰城市规划师沙里宁在1918年设计赫尔辛基城市规划时，提出了著名的“有机疏散”理论。在他看来，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并非道路面积不足，而是城市功能组织不善，迫使工作人口每日往返“长途旅行”。他建议把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分散到可供合理发展的非中心地域，尽可能实现每个区域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从而最大限度避免跨区域交通的发生。
60年前“梁陈方案”就曾明确划分城区功能
     1950年2月，梁思成与曾在英国接受城市规划系统训练的陈占祥，提出将行政中心区安排在北京古城西侧建设的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也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所构想的北京市区，由古城区、行政中心区和商务区组成，相互以绿带隔离；各个城区之内，居住与就业相对平衡，跨区域交通被尽量减少——这正是沙里宁所理想的“半独立城区联盟”。
    “梁陈方案”的核心提议是：为疏散旧城压力，行政中心西移，在西面建立新城。新市区主要在复兴门外，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就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一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中来。
“梁陈方案”准确预言行政中心规划不合理的恶果
     两位学者曾经预言，如果将行政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区内发展，不但会损毁文化遗产，还将导致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区就业的紧张状况，“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然而他们的建议未获采纳，预言也不幸成真。过去50多年间持续在古城之上建新城的后果是，功能过度密集的中心城区成为吸纳发展机遇的“黑洞”，城市的“大饼”越摊越大，郊区出现的若干个数十万人口的睡城更是恶化了这样的局面，城市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梁思成的北京古城保卫战
     梁思成的主张是一种整体的城市观，即北京的旧城决不仅仅是一个故宫、一个天坛这些孤立的文物。北京的旧城有完整的城市空间结构，牌楼、大街、胡同、城墙、城门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按照现代城市功能对北京旧城的改造过程中，对这些要素决不能采取一拆了事的粗暴做法，必须既能保护古建筑，又能使它们符合现代城市的功能要求。
曾积极保护北京城墙和古建筑
     渴望以“梁陈方案”全面保卫北京旧城宣告失败后，梁思成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对已经不可阻止地进入了旧城的新建筑，通过规划的方式予以合理安排，尽量减少对北京旧城整体布局和文物古建筑的损坏，例如对被他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北京城墙。
    城墙是古城北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曾说“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她把保护古代城墙，和学习历史的必要性相提并论。然而由于北京的行政中心选定在旧城，在旧城建行政中心，拆除“碍事”的城墙就几乎成为必然。为了保护古城墙，梁思成除了与反对者辩论外，还构想了立体环城公园的概念：“……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人的纳凉有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
中国仅剩4个城市有完整的城墙
    北京曾经是把城墙完整的保持到20世纪的中世纪大城市。但是最终对待北京城墙的做法几乎都是一拆了之。从1950年5月开始至50年代末，北京陆续拆除了崇文门瓮城，朝阳门城楼和箭楼，阜成门瓮城，永定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左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右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广渠门城楼和瓮城，东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西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以及东北角楼城台，西北角楼的箭楼和城台，西南和东南角楼的城台。进入60年代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了修建地铁的需要，原本列为保护范围的西直门门楼、箭楼、瓮城、闸楼、安定门门楼、东直门门楼、东南角楼也被相继拆除。
    20世纪50年代，面对北京城内展开的大规模拆除城墙、牌楼等古建筑的活动，梁思成的建议再次无人问津。在他钟爱的城门和城墙被拆毁时，梁思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一块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由于北京的带头示范，一时间大拆城墙的做法在全国风行一时。济南内外城的城墙几乎被拆光，南京城墙虽然没有被彻底拆除，但也被拆掉了三分之一，甚至著名的中华门城堡也差一点不能幸免。现在全国大大小小600多个城市中，尚能完整地保存城墙的只有4座城市：西安、平遥、兴城和襄樊。

梁思成的文化遗产
      城市在古代象征权力，城池的规制如同权力的等级一样有着明确的刻度。在它的各种设施中，障碍成为最重要的构成因素。而现代城市的主题则是舒适、畅通和高效，它取消了障碍的价值。但这二者之间不是完全互不兼容。
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概念对现实仍具指导意义
     如今在西安，完整的城墙、城门、护城河都展现了梁思成关于北京城墙建成环城公园的设想。他提出的“以新护旧，新旧两利”的原则，“扩大城市绿地，保护文物古迹”的手法，在西安的城市规划中得到运用和发展。梁思成的古城保护思想和方法已经成为古都西安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柱和灵魂。在西安和南京，多开城门、古城门处采取环岛交通的做法证明，城墙并不会对现代城市交通造成多少影响。西安雁塔区和曲江新区、南京江宁区和河西新城区的开发也证明城墙不会对城市的发展和扩张构成妨碍。在山西，平遥县城完整地实践了保护古城、发展新城的做法，完好的古城作为明清时期中国汉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缩影，被联合国列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梁思成曾经的助手，后师从沙里宁的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是《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主要推动者和制定者。2005年出台的这项计划又回到当年梁思成与陈占祥的立场：新旧城市分开发展，城市功能平衡分布。

“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梁思成